2002年是世界盲文之父布莱尔（1809——1852）逝世150周年，也是中国新盲文诞生50周年。中国新盲文的发明者是著名世界语者、世界语之友会会员黄乃。他正是藉助世界语接触了盲文，并从世界语中获得了启迪，创造了中国的新盲文。几十年来，他为中国的盲人和残疾人事业操劳，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广大盲人心中，黄乃就是给他们带来光明的“普罗米修斯”。

继承父志，以身许国

黄乃的父亲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重要领导人之一黄兴，他是黄兴的遗腹子。黄乃出生于1917年，离他父亲去世还不到三个月。黄乃虽然从未见过父亲，但从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他就听人们说，他父亲是著名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他辅助孙中山先生一起领导了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的封建统治，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孙中山曾为他的父亲写下了这样的题词：“黄君一身为同志所望，亦革命成功之关键。”黄兴本人也写下这样的条幅自励：“满目云山俱是乐，一毫荣辱不须惊。”黄乃从小就为父亲这种爱国主义的情怀、高尚的情操和笃实的精神所感动。他曾说：“我虽然没有见过父亲，可是他的精神却深深地影响着我，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为了寻求真理，在少年时代，他就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军》、《猛回头》、《醒世钟》等进步书籍。书中列强在中国的种种罪行，使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恨之入骨；满目疮痍的祖国，使他对反动政府的无能义愤填膺。他立志要像父亲那样胸怀磊落，以身许国，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贡献自己的一生！

学习世界语，走上抗日救国之路

在上小学时，黄乃就担任学生自秩会主席和童子军的首领。在初中时，他便阅读了著名世界语者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胡愈之撰写的《莫斯科印象记》。作者通过世界语访问了苏联，书中如实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黄乃通过这本书，既认识了世界语，又知道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希望自己的祖国也能像苏联人民一样，走上美好的道路。从此，他开始自学世界语，阅读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出版的《世界》等进步书刊，还参加了南京世界语协会，结识了著名作家巴人同志。巴人告诉他：柴门霍夫提取了多国语言的优秀成果，创造了科学、进步的语言——世界语。世界语有很强的逻辑性、科学性，易学易记，受到很多国家人们的喜欢和应用。这使他认识到世界语是和平的语言、进步的语言，坚定了学好世界语信心。

1936年，黄乃在哥哥的支持下去日本留学。在那里，由于世界语的缘故，他遇到了使他终身难忘的老师、日本进步的世界语者中垣虎儿郎。黄乃和几位留日的同学经常到他家去学习世界语。在这位老师的影响下，不久他就参加了进步留日同学举办的“现代问题座谈会”。同年12月，在日本世界语者协会召开的柴门霍夫诞辰纪念会上，他结识了一批日本普罗（无产）世界语运动的佼佼者，绿川英子就是他们中最年轻的一位。绿川英子后来同中国留日学生、世界语者刘仁结了婚。为了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她毅然决定离开日本，跟随丈夫来到中国，投身抗日战争，为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解放，贡献了自己的一生，成长为一名伟大的、深受中日两国人民爱戴的国际主义战士。黄乃深深地为绿川英子的精神和行为所感动。

黄乃常说，学习世界语与我的成长进步是分不开的。他一直坚信，学好世界语对自己的工作是有用处的。他始终坚持跟着中垣虎儿郎学习世界语，后来，他加入了中华留日世界语者协会，并当选为该协会的干事，负责学习和教育工作。

1937年初，日本政府对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进步活动采取了取缔的方针，日本警察相继查封了一些进步刊物，拘捕其负责人。在这种形势下，刘仁和绿川英子决定回国，投身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在黄乃等中日两国世界语者的帮助下，刘仁夫妇分别于1937年1月和4月，秘密离开日本来到上海。他们走后，日本的许多报纸造谣说：中国留日进步学生派绿川去上海参加第三国际指导下的国际世界语大会，并带去了贺信。为此，黄乃等中国留日同学被日本警察拘捕，后来在日本朋友的帮助下才得以保释。不久爆发了“七七事变”，祖国人民在召唤他，险恶的环境也不允许他久留，他决定响应中国左派留学生文化团体的号召，回国参加抗战。同年8月3日，黄乃和大批留日同学乘坐“维多利亚皇后号”油轮返回上海，参加了留日同学救亡会的工作。以后，黄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38年到达了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投身抗日战争。

在延安，他先后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新华社国际部从事对敌斗争的研究工作。由于工作成绩出色，他还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称赞。毛主席知道黄乃一直在从事日本问题的研究。1942年5月5日，毛主席在延安马列学院的开学典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他说：“你只有进行了调查，进行了研究，才有发言权。比如黄乃，他对日本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在日本问题上，他最有发言权。”毛主席的这段话一直铭刻在他的心上，成为他终身的座右铭。

在延安时代，他利用大部分业余时间协助延安世界语者协会负责人庄栋开展活动，如编写世界语课本、出版《延安世界语者杂志》，开办世界语班，举办世界语展览，同国内外世界语者建立联系，用世界语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斗争。

以顽强的毅力创造中国新盲文

延安的紧张工作固然使黄乃感受到生命的价值，他从未感到生活是如此的充实和富有意义，但繁重的工作和艰苦的环境使他的视力迅速下降。本来在青年时代，由于踢足球受伤，右眼失明。在延安11年里，长期在昏暗的捻子灯下工作，使他的左眼高度近视。1949年左眼视网膜脱落，由于当时的条件，未能及时医治，从此双目失明，使他一下坠入黑暗的深渊。而此时妻子又离开了他，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痛苦、自卑、彷徨同时向他袭来。就在这时周恩来总理给予了他巨大的关怀。当年，黄乃在中南海养病，有一天傍晚，他在院中散步，正遇到周总理刚开完会，与很多人一起迎面走来。他看到是黄乃，便握着他的双手说：“你现在可以自己出来了吗？病好些了吗？不要着急，一定会好起来的。”那时，黄乃左眼还有微弱的视力，在夕阳的映照下，看到了周总理亲切而慈祥的面容，使他深受感动。1950年，周总理送他去苏联治眼病。但终因发病过久，无法治愈。病虽没治好，国家的关怀却给他生活的勇气。作为黄兴的儿子，他想到父亲为中华民族走向光明历经磨难，想到他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想到父亲亲笔题写的“笃实”的家训，他的精神从此振作起来，他决心战胜困难，寻求新的途径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而工作。

黑暗使黄乃更加懂得光明的可贵。他想到了千千万万的盲人多么需要一种理想的盲文来进行学习、交流，了解外面多彩的世界，而当时在中国流传的两种盲文，由于不分词组，或用代码，仅是汉字的注音符号，不能反映词汇和语法关系，学习起来费时费力，还常常引起一些误会。黄乃静下心来，开始研究世界各国的盲文。在苏联他曾学习过俄文的盲文点字，后来，又从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得到一本国际盲人世界语者协会的杂志《联系者》，它的封面上印有盲文世界语的字母表，于是他和国外的盲人世界语者通信，搜集各国盲文的字母表。经过各种盲文的对比分析，他找出了中国旧盲文的弊端，大胆地把字母国际化。

在这段时间，黄乃研究盲文达到了废寝忘食、夜不能寐的地步。有时半夜醒来，突然想到一种排列方法，他就光着脚下床去找笔记本，立即把他记下来。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失败、改进，黄乃终于在1952年研究出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以普通话为基础的拼音盲文体系。第二年获得国家教育部的批准在全国推广。

为了将新的盲文付诸实践，黄乃亲自编写各种盲文教材，出版《盲人月刊》，开办盲文印刷厂。《盲人课本》、《文艺特刊》、《卫生知识》等一批书刊陆续出版。它像一座座桥梁，把盲人带进了知识的殿堂，也沟通了盲人之间的情感，促进了他们之间的文字交流。

新盲文为中国700万盲人安上了“眼睛”，他们用它参加各种训练班，掌握了编织、针灸、按摩、音乐等许多手艺和本领，培养出许多教师、工程师、医生、作家、音乐家，郑州的盲姑娘王虹竟然还成了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

黄乃创造的盲文一直沿用了40年。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知识的不断更新，他觉得这种盲文已不适应当前的需要。由于大部分音节没有标调，一些复杂的句子容易惹出笑话，比如“敲起了牛皮鼓”，容易误作“翘起了牛屁股”。于是他又开始琢磨一种新的方案。他和计算机工程师傅良文以及一批热心于盲文改革的朋友一起，花费了19年的时间，于1992年制订出《汉语双拼音盲文方案》。该方案词形清晰，音意准确，方少点少，比旧方案易摸易学。这对盲文的发展又是一次重大的突破。1995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决定在全国推广这一新方案。如今大部分盲校和盲文出版物已使用这种新盲文。

相知相伴，安度晚年

黄乃在事业上的成功使他感到高兴和自豪，但在个人生活上却经历了一段坎坷。在五十年代之前，三次失败的婚姻使他倍感孤寂，他只有在新盲文的创造中去寻找快乐。正在他生活面临很大困难的时候，一位比他小一岁的女导演安琳闯入了他的生活。1960年，安琳同延安鲁艺的一位战友到黄乃家作客。一进门，屋内很凌乱。桌上放着没有刷洗的碗，床上是揉成一团的被子。黄乃坐在椅子上，他的前后左右都是盲文书籍。谈起盲文，他滔滔不绝，喜形于色。言谈间，透出一种对人生孜孜以求、百折不挠的军人气质。安琳既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又十分同情他生活上所面临的处境，心中对他产生了一种战友之间的革命情谊。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鸿雁传书，终于在1961年，他们举行了婚礼。从此，他们成为相知相爱的伴侣。安琳挑起了家庭生活的全部重担。白天，她忙于拍电影，晚上忙家务。买菜、做饭、洗衣，把家中收拾得干干净净。他们有5个子女，是4个母亲所生，他们都一样地疼爱他们，教育他们，一家人和和睦睦。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浩劫中，当时担任中国盲聋哑人协会副主席的黄乃，带着13岁的儿子，被下放到湖北农村改造。安琳十分担心。后来她主动向单位申请，要求前去陪黄乃。经同意，她带着8岁的小女儿毅然来到湖北。他们同孩子住在一间四面透风的窝棚里。黄乃每天要剁五、六百斤的猪菜，安琳每天也要到大田里干农活儿。两年患难与共、相依为命的生活，使他们的感情更深厚。

黄乃恢复领导工作后，先后担任第二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为改善残疾人的生活排忧解难。而安琳成了黄乃得力的贤内助。她每天除生活上照顾黄乃、定时拉着他的手去公园散步外，还要给黄乃读报章杂志，回复各种信件，整理盲文资料，接待来访的朋友，出席各种会议。黄乃曾经感慨地说：我曾像一只漂泊的小船，终于找到了宁静的港湾。

2004年1月30日，黄乃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