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纪念全国世协成立55周年，协会的同志请我写一写我在协会工作的经历，我就把我经历的一小段写出来，作为一个补白吧。

1989年，全国世协要改选，准备请蒋鸿章同志当秘书长，但他已调往苏州，一时很难调回北京，无法上任。会长陈原同志找我谈话，希望我把秘书长的担子先挑起来。我当时因为已超过退休年龄，刚从中国世界语出版社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从四十年代起我就热爱世界语，退下来以后还能继续为世界语做些工作我是高兴的。但过去协会的秘书长是由陈原同志和张企程同志担任，他们都是资深的高级领导干部，像我这样一个普通干部能否胜任，我觉得没有把握。领导上既然这样信任我，我又觉得不好推辞，只能尽力而为，就表示可以先代理。于是由陈原同志提议，经常务理事会通过，我就成了全国世协的代秘书长，这时是1989年7月。

做了什么

人民团体不能没有群众基础，我上任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发展会员，特别是把各地世协发展为团体会员。全国世协与各地世协之间虽然不是领导关系，但作为全国世协有责任关心、推动全国的世界语运动，应该加强与各地世协的联系与协作。过去全协的秘书长都是兼职的，本身的主要工作都很忙，没有时间多下基层。而我是专职的，全部时间精力都用在协会的工作上，就更应该多下去跑跑，加强与各地世协的联系。所以我就去上海参加了上海世协的成立会，去苏州参加了高校世界语教学研究会的成立会，去南宁参加了亚洲世界语教学研讨会，去青岛参加了青岛市《希望》教学片表彰会、市世界语协会第三届年会暨柴门霍夫诞辰130周年纪念会，去塘沽新港参加了天津世协举办的夏令营，还和谭秀珠副会长一起参加了山东省世协在泰安召开的年会。一方面是全国世协支持了地方世协的工作和活动，反过来全国世协的工作和活动也得到地方的支持。后期因为筹办太平洋大会，我跑青岛比较多，其他地方就很少去了，许多地方我都想去，但都因忙于太平洋大会没有去成。

世界语运动要发展必须不断扩大世界语的应用范围，天津世协和常州世协在友好城市工作中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我就帮助天津世协举办了友好城市工作座谈会，目的就是推广他们的经验，号召各地世协加强对世界语的应用。

我还倡议召开第一次全国省级和计划单列市世协秘书长会议，在青岛世协的大力支持下，1990年2月在青岛举行。会议回顾了十年来我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并就第五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的筹备工作、中央电视台世界语电视教学讲座（由中央电视台、青岛大学、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中国报道杂志社联合举办）的招生和辅导工作、《世界》杂志的出版发行工作进行了研究。与会代表对1992年在青岛举行第五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的消息表示高兴，认为这次大会在中国召开，是全国世界语者的大事，大家都要全力支持。会后根据大家的意见，全国世协与山东省世协、青岛市世协进一步研究，落实了有关具体事项。大家认为，世界语电视教学能在中央电视台开播，正是广大世界语者多年来的夙愿，是我国世界语工作的重大突破，纷纷表示宁愿暂时放下自己的教学计划，也要顾全大局，确保中央电视台开播成功。大家还认为，《世界》是中国唯一的全国性世界语运动杂志，它在指导全国世运，宣传、推广、应用世界语以及辅导世界语学习方面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一定要把它办好。对于目前遇到的暂时困难，大家也提了不少好的建议。会后全国世协和青岛世协专门研究了具体解决办法。各地代表对全国世协新领导班子召开这次秘书长会议认真贯彻新方针、与大家共商工作表示满意和支持，一致拥护全国世协对全国世运加强指导。这次会议给大家鼓了劲，也解决了我们的困难，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个大难题是协会的会刊《世界》由于国家停止拨款，协会自筹经费困难,要办不下去了。我手里没有财权，我能支配的钱一分也没有。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只好求助于地方世协。我在各地秘书长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得到了青岛世协的理解与支持。会后我们全国世协的同志和青岛世协的负责人进行了具体的商谈，达成了共同合办的协议，刊物内容与组稿编辑由全国世协负责，筹措经费与出版发行由青岛世协负责。回京后经请示上级领导同意后我去新闻出版署办理了有关手续，把刊号经过山东省转到了青岛，从1991年起就在青岛出版。虽然两地合办是有些不方便，但在当时确实找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刊物能维持下去了，但还要争取办得更好些。La Mondo是三十年代用过的名称，新中国全国世协的会刊沿用这个名称就是为了继承过去的光荣革命传统，我们决不能玷污这个名称。这个会刊是全国世协和各地世协以及全国广大世界语者之间交流信息的主要工具，一定要把它办好。青岛世协分担了一部分工作，我们更应该集中精力把编辑工作做好，先后担任责任编辑的戴颂恩和王建兵同志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让它有一些指导世界语运动的作用，我很重视刊登这方面的稿子，自己也写过几篇文章，还用本刊评论员的名义写过一些短评。

从1985年在昆明开了第一次全国世界语大会以后，已经有五六年没有开全国大会了。开一次好像很不容易，我也遇到不少阻力，但我相信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就坚持要召开第二次。最初准备在武汉开，那里地点比较适中，湖北省世协和武汉市世协都比较积极。我和张海平同志去武汉考察，拜会了省世协的上级领导省社科联。我们拿出了中央批件，上面有中央领导同志在我们的报告上画的圈，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也是这样批的，中央不另外下文了。但社科联的同志坚持要看中央的正式批件，我们没有办法要求中央另外下发什么红头文件，所以在武汉召开“二大”的事就只能作罢了。后来唐山世协邀请“二大”去唐山开，我们又去唐山考察，见到了市委副书记，得到了唐山市委的理解与大力支持，所以就决定在唐山开了。1991年12月30日至1992年1月3日，相隔六年多的第二次全国世界语大会终于在唐山开成了，有三百多人参加。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改革开放和世界语”，围绕这个议题进行了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各地的实践证明，1988年制定的新时期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用世界语为改革开放服务是应该的，也是可能的。大会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为第五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作准备，会上介绍了太平洋大会的筹备情况和中国代表参加大会的办法，经过热烈的讨论，大家了解了太平洋大会的开法，自己应该怎样配合，需要做什么准备，大家还提出许多很好的建议，这次大会确实起到了为太平洋大会作准备的作用。全国世协在大会期间召开了会员大会，讨论通过了协会工作报告，修改了会章，选出了新的理事会。新理事会又选出了名誉会长、名誉理事和常务理事。三项主要任务都顺利完成，会上还进行了内容丰富的各种活动，大家普遍反映，这次大会开得好，很有收获，是一次成功的大会。

青岛的世界语工作在全国是比较突出的，他们拍出了世界语电视教学片《希望》，并赢得了1992年在青岛举办第五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的承办权。这不仅是由于青岛世协和青岛世界语者的努力，还得力于青岛市委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市委副书记刘镇同志对世界语的特别关爱，起了关键的作用。刘镇同志专门为世界语写过一篇文章，对世界语有着深刻的理解，所以对世界语工作热情支持。在他的影响下，青岛市委对世界语工作很重视，他们把世界语工作和对外开放和对外宣传结合起来，由市委宣传部外宣处直接领导青岛世协，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对太平洋大会，也认为是对外开放和对外宣传的好机会，所以市委也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不仅市委宣传部全力以赴，还动员全市各有关方面积极支援大会，也可以说这次大会就是由青岛市委一手操办的。大会还做到了以会养会，没有动用财政拨款。鉴于刘镇同志对世界语工作的特殊贡献和重要作用，我们通过通信投票的方式增选他为全国世协的副会长。当然太平洋大会也离不开全国世协的合作与参与，因为对外还是以全国世协的名义承办的。筹办第五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是当时全国世协的中心任务，秘书长会议和“二大”都把为太平洋大会作准备作为重要任务之一。我们和青岛市委合作得很好，配合得很默契。他们着重做好大会的组织和后勤工作，我们负责动员各地世协和全国广大世界语者做好准备，积极参与。他们很尊重世界语的特点，也很尊重全国世协的意见。他们知道世界语大会是讲世界语的场所，所以在前台唱戏，和外国人打交道的都是全国世协、青岛世协和各地的世界语者，他们只在幕后全力支持，做好一切组织保障工作。青岛市委宣传部外宣处处长王泽照同志是这次大会组织工作的总指挥，几年来为准备大会做了大量工作，但他甘当幕后英雄，始终默默无闻地埋头苦干，从不在外国人面前露脸。这次大会并不是由中国人包办一切，早在1990年9月，我们就召开了有美国、日本、韩国的六位外宾参加的预备会，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开好大会，他们也确实提出不少好的建议。在秘书长会议和“二大”上我们着重听取了中国同志的意见，在《世界》杂志上不断发表有关大会的信息，加强与国内世界语者的沟通。在大会开幕式前还特别召开了中国代表的预备会，提出了注意事项和明确要求。大会期间和开幕式上秩序都比较好，各种活动进行得比较顺利。大会确实推动了本地区世界语者的合作与进步（大会议题是“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与进步”）。与会者有856人，作为地区性的世界语国际会议，规模不小了，这也是中国世界语者在71届北京国际世界语大会以后又一次获得与国外世界语者交流的机会。会上有不少具有中国特色的活动，也很好地宣传了中国。大会开得很成功，各方面都比较满意。1992年3月，全国世协选出了新秘书长，我也就不再担任代秘书长了，但太平洋大会的筹备工作一直是我负责的，新秘书长邹国相同志要我继续抓大会的筹备工作。大会开幕前半个月，派我去青岛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大会期间，我又负责主持各国世协领导人会议。大会闭幕后，我做完了自己该做的善后工作，才告别刘镇同志和合作多日的青岛市委、青岛世协的同志们回到北京。1992年底，出完了《世界》杂志当年的最后一期，我才离开协会的工作岗位，从1993年起正式离休。

依靠什么

我认为全国世协的秘书长对中国世界语运动是个很重要的关键人物，他虽然不是决策者，但却是个重要的执行者，组织者，协会的工作和许多重要活动都要由他牵头，作具体安排。没有他的积极推动，许多事情就动不起来。但他要顺利开展工作，离不开三方面的支持。 在中国，一切人民团体都决不能脱离党的领导，要具体落实党的领导，就必须有个挂靠单位。外文局是使用世界语的对外宣传单位，对世界语比较了解，所以中央决定全国世协挂靠在外文局。中国报道杂志社是外文局的一个下属事业单位，是具体使用世界语的《中国报道》的出版机构，协会只有四个人的编制，也很难成为独立单位，还是由中国报道社统筹安排比较方便，所以外文局就让中国报道杂志社具体领导全国世协。这在外人看来似乎不大好理解，但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作为协会的秘书长必须尊重上级领导，否则将寸步难行。局社两级领导对我的工作都很支持。外文局林戊荪局长见到我时总是很关心协会的工作，给予热情的支持。报道社更是把协会的重要活动都看成是自己的工作，全力以赴。协会的重要事项，报道社的领导班子都会认真研究，作出决定。例如连续两年派我率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出席国际世界语大会，就充分说明他们对我的信任与支持。让我去出席国际世界语大会，一是为了陪同青岛的同志去考察世界语国际会议的开法，为开好太平洋大会作准备，同时宣传太平洋大会，号召各国世界语者来参加；二是作为国际世协的执委去参加执委会；三是作为中国世协的代表参加国际世协在大会期间召开的亚洲世界语工作会。报道社的领导班子中，侯志平、谭秀珠同志本身都是世界语者，谭秀珠同志还兼任协会的副会长，他们当然更会关心、支持协会的工作。在协会的业务上，我还受会长陈原同志的领导。陈原同志不定期地在他家里召集副会长和秘书长开会，商讨协会的重大问题，重大的决策都是在那里决定的，然后由我去执行。尤其是关键时刻，我必须向他请示。例如出席在挪威举行的第76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时和第五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期间，都出现过意外情况，是我自己无法处理的，请示了陈原同志以后才得以解决。陈原同志去香港讲学期间给我写了一封长信，给我许多鼓励。我去古巴参加7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时，协会的副会长和前任秘书长张企程同志，还专门为我向国际世协写了介绍信。最让我感动的是，协会的名誉会长叶籁士同志临终前在重病中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肯定了我的工作。信上字写得很小，不易辨认，据说这是帕金森病患者的特点，可见他是忍受着巨大的病痛折磨写的这封信，信虽很短，却表达了深厚的情谊，这使我终生难忘。领导们为什么这样支持我？我知道这不只是对我个人的支持，换了别人当秘书长他们也会支持，因为他们是代表党在支持世界语工作。在中国，世界语工作也是党的事业的一个部分，中国党政领导对世界语工作的支持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全国世协是在民政部正式登记注册的唯一的全国性世界语团体，在维护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的合法性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以我们必须珍惜、尊重、依靠上级领导，也就是接受党的领导。

其次我必须依靠协会工作人员的支持。我手下有三员大将，他们都很能干，已经在协会工作多年，有丰富的经验，独立工作能力很强，都能独当一面完成任务，不需要我去多“管”。我提请常务理事会聘请祝明义同志为副秘书长，协会的日常事务，包括向民政部申请登记、年检等等都由他负责，几次重要会议的商定和召开，也都有他的参与和协助。没有他的支持与协助，并坐镇协会，处理日常事务，我就不可能下基层、跑外地，去筹备几次会议。戴颂恩同志负责《世界》杂志的编辑工作，后来又带徒弟，使王建兵同志很快接替了他的编辑工作。他一直负责太平洋大会的筹备工作，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出力不少，和青岛的同志们也相处得不错。张海平同志负责国内工作，秘书长会议和唐山的“二大”许多具体工作都是他做的。我应该很好地团结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可惜由于我的领导能力不强，这方面还不是做得很好。后来从广播学院来了一批大学生，协会也分到两位，我给他们找了师父，请老同志带他们，他们都很快能拿起了工作。可以说，没有协会这些同志的支持，单靠我一个人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

再就是地方协会、当地党政领导和广大世界语者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我的任期内主要是抓了几次会议，这些会都是在外地开的，没有当地协会和党政领导的支持是根本开不成的。如果没有广大世界语者的积极参与，像唐山“二大”和太平洋大会这样的会议也是没法开的。所以说全国世协的工作离不开地方的支持，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也离不开全国广大世界语者的支持和积极参与。

遗憾什么

1996年，全国世协准备成立中国世界语图书馆。为了完成叶籁士同志的遗愿，我自告奋勇承担了这项任务。图书馆没有编制，没有其他工作人员，我一个人干了八年（由于年老体衰不是每天上班）。我整理出四千多种八千多册中外世界语图书和部分建国前的中国旧期刊，在电脑上做了几个电子目录。干了图书馆工作我才发现，原来协会还藏了这么多宝贝，里面有叶籁士、方善境、张闳凡等同志的世界语藏书，还有一些早期的绝版书刊，而我在担任代秘书长的时候竟然还不知道。现在看来，我这个代秘书长最大的失误就是只顾抓眼前的会议，而对协会的基本建设重视不够，对世运的史料、书刊、资料的收集整理没有及时抓。这些东西抓得越晚就越容易散失，甚至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这使我深感遗憾。

联想到协会缺乏长远规划，特别是像培养接班人这样的重大问题既没有很好的办法，也没有和各地的同志好好研究商量过，都是我没有尽到责任。虽然我只是代秘书长，是个过渡人物，干的时间也不长，不大可能干许多事，但我也不应该只有短期行为，对协会的长远、重大问题不加考虑。自己干不了，也应该向领导或后任的同志提出建议。回想起来，也不能不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