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父亲是老世界语者，我们家有许多世界语的书。我14岁时在家里发现了世界语。我被世界语的创始人柴门霍夫希望人类畅快地沟通、共建美好的世界的理想和这个语言的科学性和灵活性吸引，就学了起来。

大约在60年代，我开始学冯文洛伯伯（他是我父亲的好友和兄长）的《世界语初级讲座》。这个课本是迄今为止编辑较好的世界语课本之一。内容除了有日常会话、世界语运动介绍，还有一些寓言和科普文章。他作的语法解释详实、有独到见解、还有点幽默。我父亲告诉我，冯伯伯在抗日战争时期穷的只剩下身上的一套衣服，可他还在积极推广世界语，编辑世界语词典，利用世界语对外宣传进行抗日工作。他编的《世界语中文大词典》是80年代前最完备、最好的一本词典，从其编录的词汇中我学到许多中外文化的背景知识。建国后他也是一位朴实、勤奋的专业世界语工作者和推广者。他还有一种自己都不觉得的幽默和乐观精神。这位可爱的伯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始终在鼓舞着我。

在学习课本的同时，我还在旧书店买到前辈世界语者后觉在1920年发表的《世界语概论》。后觉（1895-1944）曾与胡愈之等文化名人在南洋抗日，后来被日寇逮捕，最终后觉在监狱中被严刑拷打致死。他当过国文教师，他写的《世界语概论》有理有据、行文生动流畅，是我读到的最好的一本介绍世界语的书——体现了学识与表现方法的完美结合。书中一段话一直鼓舞着我对世界语的热爱：“我们的理想是互相理解，消除种族歧视。为什么人类需要世界语？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用世界语为人类的发展互相了解，进行文化交流”。

学完了课本之后我开始学习方善境伯伯（他也是我父亲的好友和兄长）编的《注释世界语文选》。《文选》中有幽默小品、诗歌、童话、语言学、名人演说、社会运动和论世界语。这些都提高了我的人文修养，有哲理和教益性的幽默一直影响着我的心灵和性格。方伯伯纯良、平和而又勤恳、务实、抓紧时间的作风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

由于本职工作忙，2000年前我一直没有参加任何世界语组织，但我与一些国家的世界语者通了很长时间的信。与我通信的国家有捷克、波兰、加纳、乌克兰、美国、英国、日本等。我们互相交换风光明信片、书、刊等。捷克世界语者还送给我一本1934年出版的、翻译成世界语的、捷克古典作家哈谢克（Jaroslav Ha?ek, 1888-1923）写的《好兵帅克》。这本书辛辣地讽刺了20世纪初西方的第一次疯狂—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帅克被征入伍，他装傻充愣，历尽艰辛，处处表现着悲剧性的幽默。那场大战中年轻的士兵和无辜的百姓伤亡惨重。但是20世纪西方又桃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伤亡更残重。读着这本书翻译成世界语的小说，令我欲笑欲哭，一直关心着国际大事。

我是社会学和科学管理研究人员。为了结合自己的专业，我用世界语编写了我在大学里讲授《社会学概论》、《社会心理学》、《科学管理》和《公共关系》等课程的讲稿。这种编写扩大了我掌握的世界语词汇，使世界语与我的专业结合起来，我也想用世界语宣传普及我的专业。我至今一直在与时共进，不断用世界语增或改我的讲稿。我认为，只有结合自己的专业和生活才能推进自己的世界语水平，否则，就会总停留在初级阶段，一事无成，甚至失去信心。任何学习和工作都是这样才会有用、有意义，使自己得到愉悦和发展。

这段时期偶尔接触到一些国内外的世界语者，但主要是在家中阅读世界语书，用世界语做笔记，很少有听说的机会，这时世界语对我简直是哑科，只是掌握了许多词汇。

2000年老友王彦京建议我参加北京市世界语协会，后来又参加了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协会的活动使我大开了眼界，参加了许多世界语组织的活动，接触到许多中、外世界语者。我每年都参加2-3个外地世界语协会的会议，在家中接待了十多个国家的世界语者，外地的世界语者来北京也经常与我相会。由于我是社会学研究人员，又是文学爱好者，我把在各地开会的见闻、市景和世态人情都作了记述。这也说明世界语运动不是孤立的小圈子里的事，它与大社会相互作用。要想搞好世界语运动必须融入大社会，紧密结合现实的需要，甚至要有前瞻的意识。

广泛的接触逼着我开口说世界语了，也能听懂一些了。近来还能与人说说笑话，谈谈哲理。当然，还是不够挥洒自如，还没有登堂入室。我与人交流中，遇到一时想不起来或根本没学过的词，就立刻查字典，记下然后再背下来。这是最现实有用的学习。当众翻字典也不是羞耻的事。孔子早就教导我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随时学以致用会进步得较快，决不可好面子、懒惰或鬼混。

北京市世界语协会让我主编会刊《绿满京华》。会刊本来由80多岁的赵桂镛老师编。他朴实、细致、默默奉贤，我从他学到许多编刊的知识。赵老师去年已经去世，我们一定要把他的工作继承发展、争取做的更好，以告慰赵老和我国其他勤恳的先辈世界语者的在天之灵。我编《绿满京华》至今已有七年。我一直坚持报道北京的世界语活动、世汉对照刊载每年的大事记、最现实的科技发展、时事、社会科学、世界语学等。我一直认为只有紧密结合现实、服务于现实正当的需要，才能证明世界语的优越性、先进性和有用性，才能实现它的美好理想。人生不是这样认识和行动的人，常是一事无成，浮生若梦，甚至穷愁潦倒。我在世界语界内外已经看到了许多这样的人，我也时刻警惕着，自己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我在“文化革命”时期学过中医和针灸，还曾有过一些实践，至今仍经常通过中、外文阅读医书。 我觉得这是一种必要的身心健康修养，利人利己。2004年12月，国际世界语协会属下的健康疗法协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研讨会，我去参加了这个研讨会，并加入了健康疗法协会。自然疗法协会是德国人发起的。他们感觉到，西医把人当作物理、化学组成的机械来处理，而人是大自然的产物，大自然的一部分，他们对症治的观念和采取的办法走入了困境。中国的传统医学大半是自然医学，经过三千年的实践，名医辈出。新中国成立后，又实行了中、西医结合，与现代科技结合，长足发展着，发挥着独特、有效的促进身心健康的效能。但有些自古受我国文化影响的国家的医疗工作者，却把我国中医和其它的文化遗产抢先到联合国注册成他们的文化遗产。我发现，他们注册的、改头换面的中医学（他们说成是他们的传统医学），实际上是一知半解，不伦不类。如果行之无效，追根求源，大概又要推给中医。因此，我从上海回京就开始筹编《中国自然疗法》小刊，通过互联网发行国内外，以正视听，表达中国人对人类身心健康的美好愿望。而且我觉得，只有世界语这种构词语法绝对科学、灵活的语言才能表达美好的愿望。

今年初，我还用世界语写了一篇讨伐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文章《无耻和危险的日本政客》，通过互联网发行世界。他在任时6次参拜供奉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表现着一种自卑感转化为自大狂的丑行。现在的亚洲和世界已不是老殖民者可以横行霸道的世界，必须警告和申斥这样的小丑。伸张正义也是世界语的一大任务。

世界语的科学和美好理想的内核，优秀的中、外前辈世界语者的好榜样鼓舞着我，鞭策着我，使我不敢贪图安逸、不敢虚浮、不愿只图热闹、不愿好大喜功、自欺欺人。学海无涯，我自知，我的世界语水平与成就卓著的前辈和同时代的世界语者还有差距。我必须不断自学，向人讨教，尽力与时共进，不负自己，不负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