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了总爱回忆往事。光阴流逝，忘了多少往事，有一些已朦胧模糊。但有一个人的风范却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他就是与我共事20多年的方善境（方老）。他长我27岁，是我的老师，是我仰慕和敬重的长者，同时也是我的诚挚朋友和同事。一提起他，就在我的眼前出现他那慈眉善目、美髯飘逸、超凡脱俗的面孔。

他性格倔强，工作认真负责，爱争论，有不获全胜决不罢休的劲头。 1972年7月24日，他翻译一篇文章，发现中文稿里有三四个错误。那位编辑有些知识分子架子，躲躲闪闪，认错态度不好。他为此给社领导写了17页稿纸的意见书。他说：对他“的态度到现在我还非常气愤。那天我不但嗓门大了（这是我常犯的毛病），而且非常愤怒（这却还是第一次），因为忍不住了……我所以愤怒，不是由于私人恩怨，而是由于他对待共事同志，以及对自己工作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文革”期间，“左”的思想泛滥成灾。在一般人最容易妥协和随波逐流方面，他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当时在“毛主席”前面常常冠上四个“伟大”的称谓，谁敢说“不”。1971年7月26日，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对改进工作提了不少意见，其中有一条是关于“伟大”问题。他说：“我们翻译组相互告诫不要把‘伟大’这个词译漏了。有什么后果呢？第一，是‘政治差错’可能还是‘重大’的。第二，差错原因可能有两种，一是疏忽大意，二（如果给你上纲）是故意捣乱，把主席说成是‘渺小’的。而这又是利用工作的方便干的。那末下去，第三，就有必要问一问是什么感情，动机何在。这个例子，上一部分是事实。后一部分是我的想象：也就是说，是我想象的。也就是说是我的顾虑……至于我个人，遗漏过不少‘伟大’字样，主要是没有在改稿过程中发现译者的疏漏，却又被下一工序给我做了纠正，因而没有在成品上出现。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吃过苦头。”“我谈这个是说明”“把这类问题当作政治错误的荒谬性”。在那个年代敢于这样直言不讳的讲，需要多么大的理性和胆识呀！
方老持之以恒地追求世界语理想，百折不回地执著于我国世界语事业。就是在“文革”期间，他仍然不忘推动我国世运的发展。当时，上级领导明确指示，只许用世界语搞对外宣传，不准搞运动。全国世协和报道社的工作遭到批判，老世界语者也遭到批判，我国世运完全停止了。我当时主持翻译组工作。方老曾多次向社领导和我写信或提出各种要求，其实质是想搞点“运动”。对某个要求，他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与你争论，往往使我们处于两难的境地。同意，怕犯错误；不同意，他是全国政协委员，是德高望重的老世界语者，理由不充分。对他的一些要求，只好妥协，搞点折衷。1972年起，同意他逐步脱离翻译组工作，开始专门负责世界语图书馆书刊的登记整理工作。1974年，他着手编辑《进修与资料》，以中国报道社翻译组名义出版，由外文局打字室印制，除我社自用外，部分寄发国内世界语者。从刊物的名字可以看出，内容与“运动”无关。当时审稿很严，1974年9月28日，一位政工干部曾有这样的批语：“世界语这一工具，我们现在用它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老‘世界语者’来自柴门霍夫的影响，是可以理解的，但应注意其不自觉地进行宣扬”某种思想。我记不清了，可能只出了五期，直到四川某县公安局向外文局告状后停了刊。据我回忆，与那份刊物无关，似乎是方老发什么资料，上面有许多外文编码，引起了人家怀疑。

十年浩劫结束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有的领导和一般同志仍心有余悸，转不过弯来，怕犯错误。但方老是一位智者，却能看到黎明时的第一丝曙光，中国世运的高潮即将来临。他也是一位勇者，不理别人的反对和疑惑，以坚韧的精神，逆流而上，于1981年创办了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并亲自担任校长，招生十几万人，为培育世界语者播下了种子，为推动我国这个时期的世运起了开拓者的作用。

他是爱和希望的播种者。方老曾为教一位青年学习世界语，写了几十封信，免费寄给他大批学习资料。后来又鼓励他开办世界语班，在一周内为他编了一部教材，还写了几封信指导他的教学工作。这是何等的爱心呀！他是一颗火种，点燃了世界语者的心灵，一直在他们心中闪烁。

方老不仅是一位出色的世界语翻译家，而且还是一位我国世运的杰出宣传家和实践家。他一生简朴，为人正直，淡泊名利，无私无畏，为我国世界语事业奋斗不息，奉献终生，功绩卓著，永留于世。他的精神和人格感染着我，激励着我，永记我心。

2007年11月25日